程占功(筆名 水之韻 火平利 程為公 ),陜西人,多年任鄭州黃河報社記者及黃河報文化版責任編輯。業余從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萬世大禹》、《名將孤女》、《往事》,其中《萬世大禹》與我根據自己創作的中篇小說《倪岱傳奇》改編的同名電影劇本一起,由國家版權局直屬的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審核后,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向我頒發了作品登記證書。我還著有中篇小說《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聞、散文作品,已發表各類作品一百多萬字。另外,我早年創作的33萬字的10集電視連續劇《黃河魂》文學劇本被攝制部門選用后,由我與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兩個月,攝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電視臺一臺、二臺播出。獲全國報紙副刊專欄年賽獎、河南省專業報撰稿一等獎、編輯一等獎等。
記者在山東陽谷參觀獅子樓、紫石街時,就聯想到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孟州。因為武松從陽谷被發配到了那兒。孟州,這個在古典小說《水滸傳》中令讀者驚心動魄的地方,讓記者心馳神往。時任孟州黃河河務局局長李富中來到報社,送給記者幾個他精心制作的有關黃河文化和黃河搶險技術教學的光盤,同時邀請我抽空兒到孟州看看。看過碟片,記者撥通了李富中的電話:“李局長,你的光盤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很有意義。若有武松在孟州的遺跡,會更吸引人。”“我讓司機來接你,你到我局的‘黃河文化展示區’看看,那兒不僅有武松的雕像,還有不少你會感興趣的景觀。你看過,咱們聊聊。”李富中說。記者來到孟州黃河岸邊,來到地處開儀控導8號壩的黃河風景區。黃河風景區草木茂盛,綠樹蔥郁,煥發著勃勃生機。記者走進“黃河文化展示區”,濃濃的文化氣息撲面而來。一座古色古香的“黃河樓”飛檐翹角,雕梁畫棟,頗為壯觀。“黃河樓”的基座由許多平面石刻圖案組成,圖案的內容包括不少黃河上著名的水電站以及其他治黃成就的濃縮景觀,讓人浮想聯翩。相距不遠,一塊鑲嵌著“黃河苑”幾個大字的豎石挺立在“黃河源頭”,萬里黃河亦按一定比例濃縮在此,上、中、下游的分界處和幾大支流入黃口被清晰地標出,讓人對母親河的大致走向一目了然。一組包括20多尊雕像的黃河河工雕塑,無論是呼喊著“黃河號子”的黃河河工手硪打樁的群雕,還是一人默默手推獨龍車運土筑壩的單個雕塑,皆形神兼備,栩栩如生。一位蓋世英雄——武松的雕像別具一格,這位頂天立地的好漢極目遠眺,仿佛在盯著天下惡霸豪強,隨時準備除暴安良。他由山東陽谷發配到這兒,又演繹出了醉打蔣門神、大鬧飛云浦、斗殺張都監的義舉,可謂驚天動地。“黃河文化展示區”還有特定寓意的“安瀾碑”、“大象”等景觀,處處讓人流連忘返。瀏覽過“黃河文化展示區”,記者采訪了孟州黃河河務局局長李富中。李局長告訴記者,“黃河文化展示區”只是孟州黃河風景區“5區”、“3場”、“1濕地”的一個方面。“5區”除了“黃河文化展示區”外,還有“水車游船觀光區”、“生態農業觀光區”、“垂釣賞荷區”、“餐飲服務區”;“3場”即“圍欄狩獵場”、“跑馬場”、“兒童游樂場”;“1濕地”是指開儀閘至下游17壩之間的灘地。目前,灘區的濕地上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已有多種野生動物、鳥類在此棲息。李局長介紹罷“黃河風景區”,接著道,“孟州城雖然不大,但布局嚴謹,市容整潔,空氣清新。距城不遠,除我們的‘黃河風景區’外,還有紀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唐代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韓愈(孟州人)的‘韓愈陵園風景區’和具有40平方公里水域面積、為中原最大護城湖的‘古城湖風景區’,這些都讓孟州獨具魅力。”“因為有黃河,孟州會更美麗。”記者說罷,意猶未盡地感慨道,“我站在‘黃河文化展示區’武松雕像前,想起了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云浦’、‘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等章節,可是,這些遺址或遺跡在哪兒呢?”“你問的好。”李富中若有所思,接著言道,“武松的確與孟州有著不解之緣。他從山東陽谷發配到這兒,在未到牢城營前,在孟州境內的十字坡險些被母夜叉壞了性命,但也由此結識了孫二娘、張青兩口子;武松被‘押’到名為‘安平寨’的孟州牢城營‘坐牢’期間,深受號稱‘金眼彪’的牢城管營施恩的‘關照’。武松也為施恩遭受惡霸蔣門神欺凌而打抱不平,他趕往孟州城東門外十幾里地的‘快活林’,去收拾霸占施恩酒店的蔣門神。從孟州城到快活林只有十幾里地,但卻有大小酒店幾十家。武松每過一家,都要喝酒,到了快活林,已醉得蠻夠勁兒,但他仍把蔣門神打翻在地,讓施恩的酒店失而復得。隨后,蔣門神串通張都監設計陷害武松,并欲把武松在押往恩州途中經過孟州境內一個叫‘飛云浦’的地方加害。然而,武松卻把要殺他的4個家伙送上了西天。旋即,武松怒不可遏地返回孟州,在鴛鴦樓將張都監、蔣門神等一干人干掉。從此,武松一步步上了梁山。”稍頓,李富中接著說,“武松在孟州鏟除豪強惡霸的英雄氣概,值得紀念和傳頌。我們將借鑒開封‘清明上河園’的經驗,逐步把能夠反映上述內容的、與武松以及孫二娘、張青、施恩、蔣門神等有關的遺址、遺跡的景觀再現于‘黃河風景區’,我們將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這篇文章在黃河報發表時,曾配發陳武奎拍攝的有關照片,本文對這些照片予以省略。)
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原甘肅慶陽軍分區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采訪已離休的宋老時,他講述了當年耳聞目睹的幾個朱德總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應向下看”抗日戰爭結束后的1946年,根據國共合作協議,八路軍進行了裁減,許多戰士都復員了。因為當時解放區還比較困難,他們復員后的一些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加上個別干部作風生硬,一個時期,復員軍人同地方政府的關系很緊張。朱德同志當時正在晉察冀一帶,他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陪同下,朱總司令來到河北高陽縣視察。他們到達城內,在一個地方歇息時,忽然間,總司令不見了。司令員和政委等焦急地四處尋找,均無下落。原來總司令沒驚動別人,獨自一人出來,風塵仆仆直奔縣政府,到了大門口傳達室,他對傳達員說要見縣民政科長。民政科長聽說有人找他,便問:“是誰?”傳達員說:“看穿著(總司令穿一身有補丁的舊灰布軍裝)像是軍隊上一個上了年紀的炊事員。”“那又是復員軍人要房子來了。”民政科長漫不經心地摔掉卷煙頭,對傳達員說:“你去告訴他,就說我在開會,讓他先等著。”聽了傳達員的話,總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著科長散會。再說司令員和政委著急地在各處尋找總司令,卻無影無蹤,政委說:“怕是到縣政府去了吧?”司令員連忙拿起電話,詢問縣政府。縣政府的幾個部門都回答說,“沒見。”電話打到民政科,也說“沒見”,只說有一個像是部隊上上了年紀的炊事員在傳達室等著要見民政科長。“啊呀!那就是總司令。”司令員放下話筒,便同政委朝縣民政科趕來。民政科長聽說傳達室的“炊事員”就是朱總司令,頓時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不由地說:“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兩條打顫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傳達室,抹了把額頭上的汗珠子,對總司令說,“我當是復員軍人來了,哪里知道是您呀——總司令,我認錯,我給您賠情。”總司令看著他那副狼狽相,笑著讓他坐下,然后說:“你的眼睛應向下看,應把我同復員軍人一樣看待才對。復員軍人都是對抗日救國有過貢獻的同志,我們應該關心他們,熱忱地解決他們的困難。”“我有錯,我改正。”民政科長望著總司令,恐慌地說。“好,有錯改正了,還是好同志嘛!”總司令說,“這可得見行動喲!”以后這位民政科長想方設法,主動幫助復員軍人解決了許多困難。佳丘佳話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總司令帶著他的警衛員和秘書,路經河北任丘縣,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著一大捆麥子吃力地往家里走。總司令一行三人拉一頭瘦騾子步行著,快到老太太跟前,朱總司令欲問話,這時,從前面走來一位騎一匹駿馬的年輕軍人。看看走近了,總司令招招手,叫這位青年軍人下馬。年輕軍人下來后,總司令親切地問他是哪個部隊的,姓啥叫啥,是干部還是戰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軍分區某團的一個營長(姓名記不清了)。隨即總司令指著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對營長說:“小同志,你幫助他把麥子送回家去吧!”營長不認識總司令,耐著性子回答了這位老同志的問話后,就要上馬,忽聽說,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麥子,這回可憋不住了,他說了聲“沒空”,便飛身上馬一溜煙跑了。總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熱情地說:“老太太,快歇會兒。”說著便同警衛員、秘書一齊把老太太背上的麥子解下來放到騾子身上,然后扶著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麥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說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頓飯,請這位老同志吃,以表謝意。總司令謝絕了,他說:“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不用謝。”滄州解放后,在做戰斗總結時,總司令提到了這件事,批評了那位營長,他說:“人民子弟兵要時刻為人民著想,我們絕不能忘記養育我們的母親。”于是,這件事很快就在晉察冀傳開了,傳到任丘時,老太太感動地直流眼淚,她感嘆地說,“哦,原來幫我送麥子的是朱總司令啊!”“艱苦樸素作風不能丟”1947年夏天,朱總司令親臨前線指揮解放滄州的戰役。戰斗結束后,冀中軍區(地址在河間)的司令員、政委乘小車來到滄州接總司令回河間。見面寒暄后,他們請總司令上小車,總司令笑了笑,說:“沒坐慣那玩意兒,我還是騎我的騾子吧!”司令員和政委等趕緊到滄州部隊借了幾匹馬,隨總司令一同回到河間。同年7月,冀中軍區某軍分區的領導、一位曾跟隨朱總司令經過長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細布衣裳,換下粗布軍裝,買了幾包點心,從軍分區的所在地趕到冀中軍區來看望總司令。他見了總司令,看他還是延安時期的那身打扮,頓覺無地自容,便拿出那幾包點心,請總司令嘗嘗。總司令笑著說:“沒吃慣那東西,你還是帶回去自己吃吧。”這位老同志心里很慚愧,急忙跑到軍區管理部門借來一套軍裝穿上,重新同總司令見面。總司令對他說,“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我們應該而且必須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作風,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總司令又說,“就是全國解放了,艱苦樸素的作風還是不能丟的。”同志們的貼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總司令經常利用星期日來看望大家。當時,宋志斌是21營的教導員,負責一個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經常和團長、營長等陪同總司令進防空洞檢查。總司令每進洞里,總是熱情地同戰士們拉家常,詢問大家的生活、學習、工作情況。并再三叮嚀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總司令從防空洞出來,對大家說:“來,我和你們拍個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兒心里樂開了花,都高興地說,“太好了,謝謝總司令。”“還是互諒互讓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團的一輛汽車同友鄰部隊的一輛汽車輕微相撞。兩輛車停下后,兩個司機都從駕駛室跳下來,責怪對方,他們越吵越兇,不可開交。正在這時,朱總司令的小車過來了。他見此情景,走下車來,聽了兩位司機吵架的事兒,便對他們說:“都是自己人,還是互諒互讓好嘛!”兩位司機一看是總司令,矛盾立刻就解決了。他們都說,“謝謝總司令。”然后相對一笑,各自開上車走了。(原載《中紅網》)
記者應邀到“首屆中國秦腔藝術節”訪,有機會觀摩了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等省(區)不少代表當時秦腔表演藝術最高水平的專業團體的演出,特別是看了李娟主演的“楊七娘”,激動不已。記者采訪了李娟,請她談談成功演出楊七娘的感受。她說,愛國主義是文學藝術永恒的主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它依然是我們高揚的主旋律。《楊七娘》正是表現這個主題的一部大戲,我是基于對這個主題的理解,懷著對巾幗英雄楊七娘的崇敬來塑造這個形象的。她說,楊家將之所以廣受歷代人民的愛戴,就是由于楊家將具有犧牲自己、成全國家的耿耿丹心。楊七娘既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巾幗元帥,又是一位兒女情長的母親。在國家利益和至愛親情發生沖突時,楊七娘痛苦但毅然地選擇了前者。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現楊七娘舍家為國的人格魅力,是塑造好這個人物的關鍵。李娟在塑造這個形象時,始終把握著這個關鍵。李娟說,楊七娘這個形象能夠塑造成功,與唱時的悲壯激昂,念時的斬釘截鐵,做時的干練瀟灑,打時的武藝高強密切相關。這使我體會到了“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艱辛,也感受到了獲得贊譽后的成就感。由于李娟在《楊七娘》劇中充滿藝術魅力的出色表演,她不僅在“首屆中國秦腔藝術節”上獲得大獎,而且于2001年11月9日在南寧舉行的頒獎晚會上,戴上了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的桂冠。1980年,12歲的李娟考入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演員訓練班,主工刀馬旦、正旦。經過8年科班學習,為她的演藝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在演員訓練班的基礎上成立了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青年實驗劇團,李娟隨班成為該團的演員。二十多年來李娟刻苦鉆研,練就了一身唱念做打的硬功夫,尤其是武功,絕技驚人。在《白蛇傳》劇中“盜仙草”一折中,她扮演的白云仙仿佛云中下凡的仙子,飄逸飛騰,跌打翻撲,輕松自如地連踢14桿飛槍,無一失誤。多年來,她主演和參演過《盤店》、《放飯》、《隔門賢》、《打路》、《三娘教子》、《周仁回府》、《屠夫狀元》、《兒大不由爹》、《借扇》、《留下真情》、《殺嫂》、《四進士》、《遲開的玫瑰》等一大批古典戲和現代戲,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并且被譽為戲曲武打功夫中的“西北第一靠”。她獲得的省級和國家級獎項不計其數,她曾參加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戲曲特技展播演出和中央電視臺春節戲曲晚會的演出以及中央電視臺“心連心”演出活動,并應邀到法國、比利時、荷蘭、芬蘭、德國、伊朗等不少國家以及香港等地區演出,受到高度贊譽。李娟不僅演技高超,文武雙全,而且人格高尚,德藝雙馨。在工作中,她努力拼搏,勇攀藝術高峰,并克已奉公,富有團隊精神;生活中,她樸實無華,尊老愛幼,有一顆平常善良的心,不僅是一位好文藝工作者,還是一個好媳婦。她的公公、婆婆常年有病,她在繁忙的工作和演出之余,盡力照顧兩位老人,深得同事和鄰居好評,并被陜西省文化廳、省文聯命名為“德藝雙馨的優秀演員”。原載《黃河報》(注:在記者采寫此文三年后,李娟被評為中國秦腔四大名旦之一)
程占功很多讀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帶著微笑觀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讀者引進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關于他的經歷,他的家庭,他的伴侶生活,卻鮮為人知。為此,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一個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訪問了他。滿頭銀絲的王老,慈眉善目,給人以質樸寬厚之感。他待人親切,和老伴熱情地向我講述了他們不平凡的經歷。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萬榮縣黃河岸邊的魚村。“西安事變”后,正在縣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參加了“山西人民犧牲救國同盟會”,并任“犧盟會”下屬縣“兒童救國會”主席。“蘆溝橋事變”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鄉東渡黃河。王汶石帶領兒童救國會的小伙伴們在渡口迎來送往,慰問聯歡,并訪問了威名遠震的賀龍將軍。“七七事變”后,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藝工作團工作。他滿懷革命激情,參加了延安整風、大生產、土改、大秧歌運動。他在這個文工團工作多年,先后擔任過演員、創作員、組長、副科長、團長等職。跟著西北文工團幾乎走遍了陜甘寧邊區,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整個解放戰爭,寫下了《抓壯丁》、《邊境上》、《一桿槍、一頂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團在陜北米脂中學和綏德師范征調了10多名團員,其中有個正在米脂中學讀書的15歲的女學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縣城人,從小讀書,聰明好學,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潑的姑娘。她參加文工團后,服從工作需要,組織上安排她當演員,她就認真地演好戲;安排她做別的工作,她也兢兢業業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陜北黃龍前線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戰爭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線,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便互相交談年輕人的理想、抱負,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經驗體會,彼此不斷加深著了解。特別是他們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做宣傳鼓動工作,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在異常艱苦的歲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為人民解放事業獻身的共同志向,為共產主義目標奮斗的共同理想,把兩顆年輕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高彬覺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華橫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覺得高彬純潔忠厚,好學上進,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們就在這座古城舉行了簡樸、熱烈的婚禮。這年春天,王汶石調任西北文藝工作團2團團長,高彬調到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工作。建國后,王汶石調任《西北文藝》副主編,高彬調任西北曲藝改進協會副秘書長,兼西北文化部曲藝組組長。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成立,王汶石任分會秘書長,高彬任分會秘書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為專業作家,高彬調到分會創作委員會任干事,處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陜西渭南農村,親自參與了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運動,廣泛接觸了歷史轉折時期的農民和基層干部,創作和發表了《風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說。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參加了整風和水利運動,創作了《在白煙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寫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選集《風雪之夜》,選收了他1958年以前創作的11篇小說。這年,全國棉花進軍會議在陜西召開,植棉能手、婦聯主任匯聚渭南,會議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現了我國農村婦女意氣奮發的昂揚精神,這深深地打動了王汶石。他以飽滿的激情,優美的語言,寫出了當代名篇《新結識的伙伴》。這篇小說在思想上、藝術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受到許多評論家和讀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還到陜西咸陽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陽縣委、市委副書記。1960年7月,他參加第3次全國文代會,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62年,他去開羅出席第2次亞非作家會議,后被推選為亞非作家協會中國聯絡委員會委員。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務活,照顧、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認真閱讀王汶石的手稿,幫助推敲、修改、校訂、清抄,并且常常出點子、想辦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見,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說,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著高彬的心血。多少年來,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點都是高彬親手動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歡吃她做的菜;什么季節、什么時候,王汶石該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總是把王汶石換洗的內衣包在熱水袋或放到暖氣片上,讓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來熱乎乎的。王汶石對待高彬也體貼入微,近20年來,高彬理發從來不上理發店,她的頭發,都是王汶石親手剪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許多正直的作家、藝術家一樣,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黑作家”、“階級異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著高彬同他劃清界限、揭發問題。善良的高彬不僅沒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體貼、照顧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淚。當時,王汶石的工資被凍結,他們一家5口人(有3個孩子)和一個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資支撐,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盡管這樣,高彬總是自己省吃儉用,還要給在危難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飯菜。她擔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說,我們要相信黨終究不會冤枉好人,你的問題一定會有正確結論,會解放你的。妻子的體貼、關心,使丈夫被摧殘的心得到了極大的撫慰。造反派見高彬不僅不同丈夫劃清界限,還堅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種種招數刁難她。他們抄家時,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記等許多東西。為了給高彬難堪,他們把各種各樣誣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過去寫下懷念、贊美自己同高彬相愛、結合的日記,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語刊登在他們的小報上,命高彬帶上到西安最繁華的地段銷售。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鵬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陜西涇陽縣一個干校勞動。這時,造反派問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說,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農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許,卻把她下放到陜北子長縣的吳家寨子插隊勞動。當時,他們的大兒子17歲,被派到陜南修襄渝鐵路,女兒12歲,由高彬帶往陜北,最小的孩子5歲,只好讓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這樣分散在4個地方。高彬到吳家寨子后,很快就同當地社員群眾打成一片。她和農村大嫂、大娘們同吃同住同干活,相處得十分融洽。當時,這兒正掀起農業學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歸,拼命勞動,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鐵锨的锨刃磨下去了兩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鋼。后來,高彬被調到延安地區知青辦編輯“知識青年在延安”叢書。1972年春節過后,王汶石從干校調回西安搞戲劇匯演。這年10月,陜西成立文藝創作研究室,才把高彬從延安調回西安參與編輯《陜西文藝》。從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陜西文藝》、《延河》編輯部任小說、散文組副組長10余年。從1984年開始,組織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專職助手。王汶石和高彬嚴格要求子女,3個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學上進,努力進步,都在不同的崗位上勤奮地工作著。粉碎“四人幫”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筆創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了小說《通紅的煤》、《揮起戰刀的炮手們》等優秀作品。他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等職。王汶石同志在過64歲生日時寫了一首題為《贈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詩贈給高彬,敘述了他們的伴侶深情:南京背信義,延安點兵急,無定河邊麗女,慷慨著戎衣;千里等閑徒步,沙場不讓須眉,赤心對紅旗。三載共刁斗,戰地結比翼,連理情,戰友義,與天齊;四十寒暑,地傾天斜從不移。而今兩首華發,并有兒孫環繞,攜手還相依。猶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綺。原載《人生與伴侶》雜志